我似乎是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没有人来看我，也没有人要我写检查，害我为消磨时间打的一千字的检讨腹稿没了用处。
只有定时送来的三餐和更换的卫兵面孔提醒着我时间的消逝。
不知道家里会怎样了？我和爷爷、奶奶一起住，还有在部队医院里当护士长的母亲。军干所离局里不算远，骑自行车也就30分钟的路程，我分配后就想搬到单位的单身宿舍里住，但奶奶死活不让，于是只好暂时打消了念头。
不知道局里会通知家里我是被关禁闭，还是留点脸面告诉他们我出任务去了，这要等我出去以后才知道了。
不知道家里会不会着急。
再次重申，我们林家虽然也姓林，但真的和那个林家没有关系，也没有能力和胆量敢在军情局里玩什么花样。
两张纸条后，尽管我每次都在送来的饭菜里努力扒拉，每一粒米都不放过，但再没发现什么值得期待的内容。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食堂的大师傅虽然炒菜水平不咋地，但刀工非常地了得，非常地精确，每一根白菜帮子都能切得一样粗细。
小广东值完了岗以后，卫兵大多都是生面孔，要么就是不抽烟的，而且似乎有了新命令，他们都保持沉默，不敢和我说话。所以我就没得了烟抽，我开始怀念那些烟头了，据说那些在监狱里的犯人会在放风的时候寻找那些看守随手丢下的烟头，可是我在这里连放风的机会都没有。
日子还是要过，我孤独地呆在禁闭室里，在这十平方的空间里看着24小时亮着的灯泡发呆。
没有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找些事情来打发时间，比如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倒立和打军体拳，然后就是背书，背《保密守则》、《唐诗三百首》、高尔基、普希金、郭小川还有我能记得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据说，被关久了的人会自己和影子说话，我不想变成那样，就只能努力锻炼自己的意志，我曾经以为自己为事业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我发现自己还准备得不够。
我尽力不去想那封信的事情，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我就是一个倒霉的小年轻，冒失、冲动、自以为是是我的罪名。
就在我在禁闭室里吃第十餐饭的时候，来人了。
我听到了大门的动静，然后是在过道里回荡的脚步声，我放下了装饭的盘子，慢慢地站了起来。
铁门哐当一声打开了，激起了一片浮尘。
隋秘书进来了。
隋秘书宣布我的禁闭期满，我向他表示了歉意，他大度地摆摆手说算了，都是为了工作，然后带着我出去了。
我看一眼久违的阳光，感觉格外明媚。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我有点蓬头垢面的样子，隋秘书把帽徽和肩章还给我，我的心就放下来了，又带着我到厕所里简单地洗漱了一下，走出来的时候，我又人模人样了，就是面色有点白。
隋秘书说要送我回家，让我等候局里的处理，我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就像个犯错的学生一样垂头丧气地跟在隋秘书身后上了一辆吉普车。
我的身后就是机关大楼，我能微妙地感觉到大楼里几处总是紧闭的窗户的厚厚窗帘微微地被人拨开，正在注视着我们的离去。
吉普车开了一段路，就拐进了一个小胡同，隋秘书让我下车，我就下了车。
这时候，胡同里停着的一辆红旗从里面打开了后门，一只手伸出来招了招，我坐了上去，见到了坐在司机后面位置上的局长。
局长从上至下扫了我一眼，对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就闭上了眼睛养神。
红旗车悄然开动了。
车子出了胡同，穿过几条街巷，就上了长安大街，走了一段，又拐进了一条巷子，然后又进了一条胡同，然后就停了下来。局长摇下车窗，车外的人看了一眼，车子又开动了，走了一小会就停进了一个院子里。
我跟着局长进了屋，在一个小客厅一样的地方，坐了一小会，进来了一个人，我惊得几乎跳了起来，连忙站好，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个人我认识，是总长。
这位共和国上将军摆摆手，示意让我把手放下，然后亲切地和我握手，然后看着局长问道：
“这小伙子就是林千军同志吧？”
局长回答道：
“是的！这位同志就是最早发现了那封信的林千军。”
总长似乎不想提起这个话题，摆摆手示意我们坐下，等他在主位坐下，我们也坐了下来。
总长笑眯眯地看着我，没有任何架子，问候起了爷爷的起居生活情况，回忆了在长征路上和晋冀鲁豫根据地里战火硝烟的岁月，又讲了当年冀中主力团大名鼎鼎的林猛子出的几个笑话，比如怕老婆的故事，总长说得兴致很高，我虽然心里也很激动，但还是为爷爷据理力争了一下，也抱着求知的欲望，问起了总长的几个经典战例，听总长说了一通古，总长事忙，又笑眯眯地走了。
说要留我们吃饭，被局长委婉地拒绝了。
跟着局长坐回到车里，司机并不在车上。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就见到了总长，还和他聊了半个小时的天，我一直都是云山雾罩，摸不着头脑，好在不用我去想，局长就为我揭晓了答案。
在车里，局长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个绝密的文件袋递给我，示意我看，我抽出来看了。
这是一份人事档案，是一个叫周春兰的女人的。
当我看到她档案里填注的工作单位时，不由一惊，抬起头盯着局长。
局长严肃地看着我说：
“她是一号首长办公室的一名负责处理群众来信工作文秘人员，半个月前，她失踪了。蝴蝶在给我们的信里提到的前面他寄过的那封信，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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