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的死，以及他死前的绝命书，可能在很久之后会对英国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关乎到是不是要“damn
king!！damn
government！
the
justices！”
但现在，他的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顺这边能否继续延续既定的战略，继续在贸易上对英国殖民地持续施压。
在直布罗陀刚刚刚攻陷的时候。
在地球的另一端。
战争爆发的消息，在松苏天津南洋东北等地区是个大事。
可能在武夷、景德等地，也算是个大事。
除此之外，那便算不得什么大事了，大顺大部分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未受到战争的一丝影响。
此时欧洲战场的消息还未传递回来，此时的贸易终究还是要依附于季风，一般来说要到吃粽子的时候，欧洲战场的消息才能传回。
不过，印度那边的消息，早已经穿回来了。
伴随着大顺在印度的胜利、孟加拉纳瓦布的复辟，松苏地区的航运业，也迎来了新一波更严苛的航运管制。
本身去印度倒是没什么可管制的。
但是，商人的德行，所有人都清楚。
不管制的话，海军和陆战队留了血、拼了命打出来的东西，他们转手就能给卖了。
在印度的胜利，影响的不只是印度。
正如大顺下南洋，影响的不只是南洋，而是造成了孟买苏拉特等地的棉纺织业暴乱一样。
大顺在印度的胜利，除了对印度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大顺拔掉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线。
波斯、土耳其、红海等地的贸易线，现在由大顺这边接管了。
这和南洋的问题类似。
南洋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培养了南洋的“棉布消费贸易”。只不过之前是苏拉特布，大顺下南洋之后是松苏布。
而波斯、红海、土耳其等地，大顺之前承接了荷兰的遗产，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争来争去，在生产端主要也是孟买布和松苏布之争。
有个很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孟买距离波斯，要比松苏去波斯，近得多。
如果不进行严苛的商业管制，应该说，很快就能看到大顺这边的商人，去买印度商品去往波斯卖了。
终究，在之前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大顺真正的敌人，英法荷什么的都压根排不上号，真正的敌人始终是印度，甚至可以说从大明中期出现了世界市场的概念之后，中国手工业参与世界贸易的最大敌人就是印度手工业。
大顺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品，重合度还是挺高的。至少相对于欧洲而言，重合度高得多。
航运距离、人工成本、如果摧毁印度手工业……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大顺朝廷这边以强大的管控力和限制来完成。
现在更多的、更系统性的管控政策还未出台。
但借助之前的“特许贸易公司”的模式，这种管控才是还可以用这种官督商办的方式，逼着商人只准买国产商品去波斯、土耳其等地售卖。
在朝廷看来，军队拼死拼活赶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让这些商人去倒卖印度商品去波斯土耳其的。
尤其是工商贸易体系内大量的实学派系出身的人，他们对这种事深恶痛绝，在三观上就坚决反对。否则，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就成为朝廷出钱帮着商人去搞商业殖民地了，那和他们学到的原始积累是为了工业发展的思路完全不同，而是走上了原始积累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邪路了。
大顺这边，讲究个以史为鉴。
而“史”，近在咫尺。此时距离大顺下南洋也没多久，大顺的实学体系一直以来都在批判荷兰的殖民模式。
说荷兰就是商人误国，以国家力量为基础，只为极少数商人发财。
偌大个南洋地区、那么大的殖民地，能把本国的纺织业干死，这一直都是大顺这边的反面教材。
当然也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逼的英国纺织业暴动和1701大请愿，这也是个反面教材。
在这种三观氛围下，这种管控心态也就可想而知。
即便大顺这边在欧洲口口声声喊自由贸易，但实际上践行的依旧是老马的总结：【早期工业，没有特权和保护是不行的】；【剥离土地、对被剥削者的残酷立法、补贴、特许公司、军队和舰队、强制本国商品优先等等，这些都是工业资本家产生的条件】。
此时，对于航运和贸易的进一步管控，暂时看来，商人们的反对情绪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
因为之前他们在波斯和红海，要不得不面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而现在，这种竞争消失了，被朝廷用暴力手段解决了，在短时间内他们的贸易额是急剧增加、甚至可以说是翻番的。
朝廷只是在官督层面上，要求商船注册、禁止装载印度商品去波斯土耳其等。
别的……别的也就那么回事。一些商品，加进口税，纯粹就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是为了抵御竞争。
大顺要面临的竞争，并不是别国商品进入本国。而是类似波斯、土耳其、欧洲这样的外部市场，要面临印度或者欧洲商品的竞争。
而大部分能从波斯土耳其等地进入大顺的商品，都属于大顺基本没啥替代品的。这种时候加进口税，不是保护目的，只是纯粹的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
比如乳、香，天泽香，没药，之类的玩意儿，非得埃塞俄比亚或者索马里有；比如檀香，主产地还是大顺控制的檀香山、和已经基本算是大顺囊中物的东帝汶等岛屿。
这些玩意儿，加点关税，那就是为了白花花的银子进入国库，既不是保护谁、也不是限制谁，只能算大顺一种特色的“中产税”，没钱玩什么檀香？
对这些玩意，大顺巴不得学一学英国的裹尸布法案呢，所有和尚寺庙必须得买大顺官营的檀香，以增加政府收入，修黄河也好、造舰也罢。只可惜没这行政能力，做不到，而且与民争利的反对声太大……
基本上，大顺这边已经基本摸到了贸易、关税、走私的脉，有了一个基本的清醒认识。
而此时，和大顺的欧洲战略息息相关的，关于印度和波斯贸易的管制问题，很有特殊性。
现在已经11月份了，正常来说，此时货船就可以起航了。
商人们为了多赚一笔，自然是希望朝廷暂时有所宽容。
允许商船载着国产的商品，去跑一趟波斯或者红海，在那里卸货之后，就近在印度装一些可替代的货物，比如棉布等，直接前往欧洲。
因为这年月做国际贸易，是要看老天爷脸色的，一年的季风期是固定的。
如果在波斯卸完货，直接去孟买装棉布，也是完全可以赶上季风，在风向改变之前前往欧洲的。
这样，对商人来说，等于赚了两份钱，在一个贸易周期内完成了两次国际贸易。
虽然，如果说作为一个战时的特殊情况，这倒也没啥。
毕竟现在一开战、加上对英、丹、葡等东印度公司的打压，使得开战之后大顺的对外贸易量蹭蹭的上涨。而商船、尤其是符合规定的重装商船的数量有所不足。
虽然造船上开足马力，使劲儿造，新订单也堆积了不少。但造船毕竟不像是在平地上挖厕所，几下就能搞出来。
按说如果作为一个过渡，允许这种转接贸易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也不是啥大问题。
但是，朝廷这边却直接把这个要求给否了。
命令禁止此类行为，且给印度那边的驻军和南洋大都护府也下达了命令，严格禁止开这个口子。
宁可现在商人少赚一份钱，也绝不开允许装载印度棉布的口子。
这种时候，大顺商人阶层相对于农村、乡绅和皇权仍旧无力的特点，使得大顺这边可以将战略执行的更彻底。
面对这种情况，大顺这边的工商贸易部，用大一统国家一直以来的官督官管思维来解决这件事，尽可能围绕着总体战略，进行了十分复杂的调控。
一方面，要求东洋贸易公司，继续抽调重装商船，加入到去往欧洲的贸易船队中。
而东洋贸易的货物，则由那个专营漕米运输的公司，帮着运输那些因为抽调去欧洲贸易而运力不足的货物。
允许运送漕米的船只，暂时雇佣那些注册之外的南洋船或者广东福建船，只要保住漕米，剩下的能抽调多少重装商船那是运输航运公司的本事。
另一方面，将战争中在印度俘获的商船、战舰等，进行拍卖。
战舰修补改造之后，作为商船，出售给西洋贸易公司。
要求西洋贸易公司，今年不得加大对波斯和红海的贸易，保持东印度公司毁灭之前的贸易规模即可。
更多的船只，要求必须跑欧洲，至少在战争结束之前，必须往欧洲跑。
既然西洋贸易公司是一个官督商办的垄断专营公司，那么这种时候，管起来可比沿海走私容易的多。重装商船都是注册的，西洋贸易公司又是唯一允许跨越马六甲的商会，这种管控之下，并不是股东和董事说跑波斯更赚钱就可以所有船都跑波斯的。
靠着这种调控，再加上正常的贸易船数量，如今的松苏这边，汇集了一支比去年更大的前往欧洲的贸易船队。
只不过，船主、公司股东和董事们，终究有些惴惴。去年的船还没回来，欧洲的情况到底如何？这一大批货能否卖掉？朝廷强制他们往欧洲去卖货，不准他们派更多的船去印度波斯，今年会不会赔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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