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眼前这些甲必丹、雷珍兰等南洋的地头蛇一个个如丧考妣的神色，刘钰知道可能是用“茂陵”这个典故有点太吓人了。
即便是冬天，这里依旧很热。现在这些人一个个跟霜打的茄子似的，更让空气显得闷的难以呼吸，好半天这些人也不说话，刘钰也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道：“你们不要紧张。外面不是说了嘛，约法三章第一条，便是之前的一切事，既往不咎。”
“朝廷要是想要你们的那点家产，约法三章不加第一条，不随便办你们吗？”
“别人做事，还需得个名正言顺。我这算是如同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直接也不跟你们绕圈子。就是不想让你们这些地头蛇还在南洋，也懒得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这么简单。”
连富光无奈道：“殿下、鲸侯，还请明示，朝廷到底准备怎么办？”
他们心里没底，主要是完全不清楚朝廷到底要干什么。
其实刘钰非要处置他们，和他们当过荷兰的甲必丹、雷珍兰，基本无关。
在刘钰看来，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这和蒙元攻宋投降为官、亦或者后金成事剃发上表不一样。
爪哇怎么也算不上自古以来，朝廷也确实没统治过，甚至不管不问，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有不从夷狄的气节，实在是强人所难、鸡蛋里挑骨头了。
之所以非要处置他们、迁走他们，既有朝廷内的需求，也有连富光等人自身的原因。
地头蛇之类的理由，也就是说给连富光等人听的罢了。
连富光等人，他们是巨富。
大顺想要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壮大，当然需要巨富。
但是，连富光等人在爪哇、在巴达维亚，他们的投资方向、赚取利润的方向，和刘钰的需求完全不一样。
连家是怎么发达的？
靠着买卖“猪仔”，也就是华人奴工，拿了第一桶金。
得了第一桶金之后，一开始他是转型干了几年种植园。要是一直干种植园，第一桶金的罪恶也就完全可以不提，干种植园也还行，实业嘛。
但随着巴达维亚的衰落、荷兰整体的势弱、蔗糖危机等因素，连富光之后的主要收入，基本上是这么几部分：
包税。其实也就类似于买官当县长，一万包税，不赚两万，那便是没本事。
印钱，主要就是城外华人内部流通的不值钱的铅币代币。荷兰人管得了巴达维亚，管不了巴达维亚城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铜子儿，一直到红溪惨案之后，才逐渐在巴达维亚城外流通。
承包农村地区的香料收购。
放贷。
走私。
卖人。
赌场。
以及他爹当武直迷时候，利用武直迷济贫院搞的强迫捐钱慈善搞了一笔。
有钱的巨富，不一定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本家。
在刘钰看来，连富光肯定不算。
哪怕如连富光这样的人，在爪哇开矿、办种植园、买地搞稻米种植卖大米，刘钰都绝对不会想着把他们迁走。
但他干的这些行当，给他扣个资产阶级的帽子，他还真不配戴。
如今大顺既下了南洋，最起码，包税要取消、印钱那更是别想，走私、卖人这些，当然也不行。
其实他们留在南洋，也只能被迫转型了，不可能再用以前的方式赚钱了。
不过，他们都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至于怎么积累的，那就不用细究了，既往不咎嘛。这个时代，第一桶金哪有多少干净的。
刘钰是希望引导他们，将他们赚到的第一桶金，投到他希望这些人投的地方。
而在朝廷内部，或者说刘钰说服皇帝的方向，朝中也有人逐渐认识到了民间资本的好处。
从最开始的以商控蒙，再到对日战争，再到虾夷开发、鲸海移民，靠朝廷出钱搞强制移民，朝廷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就像是西域移民。
因为交通不便、资本无利可图，只能是朝廷出钱移民。自从西域之战结束，皇帝对移民到底要花多少钱，实在是有了个非常肉痛的了解。
但几乎同样遥远、蛮荒的虾夷、鲸海，因为有利可图、海运交通相对方便、货能卖出去，虽然开始移民的时间比西域晚，但移民人口已经逐渐超过了这几年往西域的移民。
朝廷没花一分钱，使得虾夷、鲸海华人日多，这在皇帝看来都是实打实的好处。
此外，刘钰虽然一直很小心，不去触碰诸如纺织之类的可能对小农产生巨大冲击的产业，但是采矿、冶金、熔铸、玻璃等一些对小农基本没有冲击的产业，这几年也逐渐发展起来。
每年都给朝廷带来了不少税收，譬如玻璃等产业，变通一下英国经验：英国是对原材料征税、大顺这边是对成品玻璃、铁器等征税，而且大型作坊相对而言也不容易逃税，确确实实让朝廷看到了利益。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入。
皇帝当然考虑过商人的威胁，所以他把刘钰的这一套方案，称之为“猪圈养猪”。
利用长江口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发展起来的海军、海运等优势，以长江口为中心，让资本对周边进行辐射。
投资者“圈”在松江府。
松江府外，朝廷还驻扎了一支野战部队。
海军舰队只要顺风，一旬之内就能从威海卫军港直接炮击松江府。
加之对日的贸易公司总部、尝试着收股票印花税等，都是在松江府先行的，那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展，商业和投资氛围已经相当浓厚。
所以，皇帝希望变通一下《迁茂陵令》的做法，让南洋的巨富们，带着他们的原始积累，去松江府“圈”住。
可以投资、可以兴办产业，但不管怎么跳，旁边驻扎的两万野战部队、威海卫的几十艘军舰，都可以让皇帝确保万无一失。
这也算是刘钰和皇帝之间的一种默契地妥协。
皇帝许可尝试一下民间资本的力量；刘钰给皇帝了颗定心丸：强势的海军和军改后的野战部队，一旦皇帝不想要了，那就一夜之间全都毁掉便是。
现在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先进，巨型的官办企业还办不起来；搞宋元时候的官办经济，大顺既没有免费的官属工匠，也没有那个能力复宋时旧制。
现在朝廷逐渐扩张，很多地方都需要钱。就像是东北、虾夷，打下来了，若是没有人，那和没打下来有啥区别？
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西域地区的移民填充，民间资本毫无兴趣，因为没钱赚。
可东北；南洋；乃至于在松江、天津等朝廷可以完全掌控、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裕的地方兴办手工业工厂这些，民间资本还是愿意投钱的，因为有利可图。
皇帝欲将松江做茂陵。
茂陵距离长安不远。
松江，在大顺的海军能够确保废漕改海不会受海上威胁、确保能在南洋击败西洋人后，其实距离京城也不远。
往阴暗里说，刘钰估计皇帝多半琢磨过：若是遇到明末那种朝廷无钱的情况，这些“猪圈”里的猪，就可以全杀了取肉。再不济，杀鸡取卵；再再不济，强制借钱。
只要朝廷还有钱、还有海军，那么就有粮食、就能兵员，就能继续统治。
刨除掉这些极端阴暗的想法，皇帝日后还想着废漕改海，还有人上书建言废两改元、还要继续对外贸易、还希望以对外出口为主的产业容纳更多的失地农民、还希望民间资本继续对鲸海进行开发、甚至还在参观完科学院后琢磨着将来修铁轨路以便大顺京营的兵可以随时镇压各地的起义……
种种这些想法，加上皇帝觉得自己差不多应该或许还能活个二三十年，以及这几年确实见到真金白银国库也逐渐充盈了，于是才想着欲将松江做茂陵。
只不过，在刘钰看来，倒不如说是让松江府做东方的阿姆斯特丹。
刘钰一直觉得，大顺这边不缺原始积累的资本。不管是那些大地主，还是南洋这些巨富，亦或是那些搞海外贸易的，都已经通过种种干净或者不干净的手段完成了。
缺的，还是一个稳定的、可以获利的投资方向，以及整体社会氛围的引导。
朝廷现在要做的，既不是放任不管，也不是官办专营。
放任不管，在大顺，最保值、最有利的投资方向，还是买地、放高利贷。
放任不管，不出十年，巨量的海外财富涌入，土地兼并会比历朝历代更为剧烈。
官办专营，大顺的组织能力，以及现在的技术条件，也根本不不行。因为搞官办专营的话，对皇帝而言，还不如搞对外贸易垄断呢——严禁私人对西洋贸易，皇帝这边出人垄断对欧洲各国的贸易，既省事儿、又赚钱。
皇帝要看在刘钰从军改到海军再到征伐日本这些事上，一再正确，使得他不得不多多尝试刘钰的一些意见。
可要是没有这近二十年打下的基础，皇帝只想赚钱的话，真的挺容易的。
东洋贸易，日本那边自己锁国，给了大顺一个垄断的机会，漫长的海岸线自己看不住，但是到了日本却有幕府帮忙看着；对西洋贸易，已经拿下了南洋，从辽东到广东的海岸线是管不过来，但把门一关，在马六甲和巽他搞一口通商，钱都入皇帝口袋，那也容易。
加之刘钰的军改和海军建成，让皇帝确信“猪圈养猪”模式，暂时看不出能威胁自己家族的统治，这就使得大顺对民间资本的政策，飘向了一个诡异的方向。
朝廷引导、政策扶持、既不放任、也非全部官办，适当将一些产业，比如对日贸易专营、漕米运输、采矿冶金等，出让给有资格的民间资本集团。
说这政策诡异，是因为稍微走不准、玩飘了，倒是不可能出“买办”了，但是很容易飘向“财阀”。
买办和财阀，两坨臭狗屎。但比烂的话，财阀多少比买办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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