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在下确实是江湖客，不过，并不是卖巧嘴的混混，大人若以此类人视郑某，不妨斩了我就算了。”
听着张守仁的话，郑十一虽未仰首大笑作豪迈状，不过倒也真的不惧。
面对这样的敌人，张守仁也是颔首点头，以示赞许了。
无论如何，这姓郑的是一个胆气甚豪的真汉子，不是那种乞命求活的小人之流。
这样的人，不愧是一个海上大豪调教出来的，倒是可以真的谈一下。
当下张守仁便是点头颔首，令道：“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不过，要简洁，所城那边还在等我回去，足下能不能活命，就在这几句话之间。”
“是，大人。”
郑十一仍是镇定从容的样子，不过眼角眉梢还是透出欢喜之色来。
先应了一声，又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这才接着道：“大人，家兄在南海一带生意做的颇大，不知道大人可知闻否？”
“自然知道。”
郑芝龙的生意不是做的颇大，是做的十分巨大。
郑氏水师最盛时有过千条船，水师人数超过十万人，亦官亦盗亦兵亦商，反正怎么来钱怎么弄。
万历年间，朝廷在南方有经制水师，皇帝也喜欢收税，所以海关收入十分可观。到了崇祯手中，水师崩坏，海税也在东林党的抵制下不收了，结果冒出一个郑家来，郑芝龙火拼了其余的海盗后，在海上发放勘合，海船要买他发下来的证明才能通行，否则的话，人货船三失是妥妥的，货拿走，船开走，人沉海，几次下来，所有的船只在通过福建一带海域时都得给郑家交税，最牛逼的时候，连荷兰人等外来的船只也是如此，不交钱给郑家，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平安。
收税，自己有贸易船只，垄断对日航线，郑芝龙的银子是如水一般流淌而来，到他投降清朝的时候，自己建起了中左所到漳州几个府的基地，澎湖也经营的很好，还有一支十几万人的水师，养活这么多人加上挥霍无度，郑芝龙的私产积蓄还在最少一千万两白银以上！
这个钱，还不是如吴襄祖大寿那样克扣朝廷军饷弄来的，是完完全全自己经营所得。
张守仁在决定一举歼灭海盗之前，就已经考虑过“下海”的问题。
莱州和登州都是有不少出海口，后世的青岛，威海，日照，还有登州对面的旅顺，大连，都是后世著名的海港城市。
就算是北方贸易区不如南方发达，但如果能垄断这一大片海域，这经济利益也是十分惊人的。
他的盐利当然是很大，短期内将会使得他飞速发展。
但在明末这时候，一年百万左右的收入也就是撑起一个普通的军镇，想要搞大搞强，这收入还真不够。
辽镇和蓟镇加宣大这几个军镇，一年耗费明朝的军费超过一千万两，光是辽东一镇一年的军饷就有二三百万两之多。
当然，辽镇军饷最少有七成以上是被各级将领贪污瓜分了，但将领瓜分的银子也是有相当一部份用来养精锐亲兵和家丁，所以其实也可以打在军费里头。
总之在明末海洋贸易发达，白银大量涌入导致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一年百万的收入看似惊人，但那要看是用来干什么。
当个富家翁是十足爽了，但在中国想当一个世代富贵的商人，出卖灵魂给皇家是必须的，特别是马上要改朝换代，张守仁就算知道未来的历史走向，叫他撅着屁股对着满清皇帝口称奴才……不，绝不！
不做富家翁，心中还有一团火，这银子用起来就不趁手了。
还得再开财源，除了预备在铁矿上做做文章外，就是打算到海上发展了。
明末时节，绝对是冒险家的乐园。
西方来的已经有占了吕宋的西班牙，还有占了马六甲的葡萄牙，在印度大展拳脚的英国，打酱油的法国，实力犹存的荷兰等等。
这些冒险家从欧洲来到亚洲，用中国的货物套取了南美的金子和物产，然后再转回来到中国用白银和货物来套取黄金。
在明末的对外贸易中，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中国通过贸易获得了海量的白银，有学者统计是三分之一左右的白银涌入了中国。
这确实是不小的成就，但问题实际上更大，很多学者没有看到，或是没有深入研究，只是为了当时的贸易发达而沾沾自喜。但实际上是，中国的货物特产大量出售，导致江南一带不种粮食，大量出产布匹和生丝，粮食面积大量下降，导致高产区反而缺粮，要从外地购粮。
这就加大了粮食供应的危机，北方已经是小冰河时期连年干旱减产绝收，南方也是缩小了粮食种值，这使得粮食供给压力更大，民间需求更多。
然后就是白银涌入，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崇祯年间，物价较万历前中期最少涨了四成，有的物产，涨了一倍多的都有。
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更多更严重，比如农民的负担加重，但最严重的就是明政府维持军费的难度就更加大了，军费开支不足，而发达的是商业，偏偏明朝又不重视商税，或是收取商税的努力被东林党为主的商人官绅集团击败了，所以形成了一个严重的恶性循环，军费不足，民间物价腾贵，朝廷开支剧增，然后加税，加税后农民的负担更重，流亡的农民更多，政府收税的额度只得再次加大……如此就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死弯，一个无法破局的死循环。
再然后，就是被西方坑了一把，大量的白银涌入，而中国的金银比是固定的一比十，西方的金银比却是十三十四，甚至有时候更高。
这样银子涌入，黄金流出，西方用黄金这样更稳定的贵金属成立了黄金为主币的流通系统，一直到几百年后，这个体系才被取代。
相比金本位，中国的金银价比十分不合理，缺乏辅币，这导致货币体系十分混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铸币业一直没有真正的立起来。
相比西方的金银铜等主币和辅币，中国一向是以铜币为主要货币的。
铜币为主，交子等钞票为辅，这其实是稳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因为大多数农民不需要大额货币，铜币用来交税，平时生活，都是十分方便。
而悲剧的是明朝铜币量只有宋朝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就造成民间辅币不足，只能大量使用白银，这使得白银成为主流货币，也就是银本位。
银本位导致辅币不足，货币量肯定也不足，一直最简单的例子，赋税。
明初时明太祖十分天真，以为可以用实物税来解决赋税问题，但到了几十年后，他的子孙就必须收取货币单位来维持日常开销。等到了明末时，一条鞭法下，所有的农民都需要上交白银来充实国库了。
但白银太贵重，普通的农民手中是没有白银的，这就使农民在交税时必须借贷，或是低价把粮食卖给粮商，然后用卖来的银子交税，在交税过程中，因为银子是重量单位不是货币，又得重新熔铸，地方官府再收取火耗，又盘剥了农民一道。
再加上白银不是铸币，又是贵重金属，这使得很多富裕家庭大量储藏白银，山西晋商在庭院里挖大洞，一次储藏几十万上百万两的白银都不是稀奇的事。
这样这些白银就退出了流通领域，使得民间的货币量一直在稀缺状态，而且在小额交易过程中，银子一直是被夹剪夹来夹去的，无形之中就造成了很多浪费，而大量的银角子汇总在官府那里时，所有交易人都要被官府坑一道……明清两朝，辅币量严重不足，前者是因为失败的货币政策和开矿能力的不足，而后者就是彻头彻尾的愚蠢……清政府根本就是禁绝开矿，除了少数官矿之外，任何民矿都是禁止的，而且在清朝形成了一个自以为正确的传统就是厉行矿禁。
大臣向皇帝提议开矿就是食利，就是急功近利，而反对驰禁者就是老成谋国，是识大体。
这种认知，在康熙至乾隆这百来年中犹为厉害，成为当时朝野认识的主流。
哪怕就是到清末，大量的外来银币涌入，清廷还如驼鸟一般缩在幻想的沙里不肯拔出来，眼看就要亡国了，才羞答答的出了几批龙洋，而且还是辅币不足，这个问题，一直到国民政府都没有能解决，到共和国之前，银洋和铜钱在民间都是正常使用……货币量不足，而且黄金储备不足，信用体系始终未能建立的起来。
经济问题不是张守仁的强项，不过好歹也看过几本专著，他心中明白，不论明末的海洋贸易对明王朝的统治有多大危害，对民间有识之士和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利还是大于弊端的。
犹其是他这样要做大事业的人来说，走向海洋，在这个大航海的时代参与利益的搏击，更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中国并不是纯粹的大陆民族，也不是纯粹的海洋民族，但未来数百年属于海洋，无视这一点的民族，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张守仁记忆中的历史，中国缺了海洋这一课，这一次，则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他的手中补上这一颗不可！（未完待续）
